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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是中医方剂中的经典药方，具有“药少精练、功专力宏”之美誉，《伤寒论》与《金匮要略》中所载的方剂至今仍为医家所推崇，通过大量的临床验证，原量经方及药物剂量是临床取得良好疗效的关键。
现代使用经方的医案报道及研究甚多，如《经方实验录》一类的经方验案医著至今亦不断出版。
但是，大部分医家运用经方均是“灵活加减”，甚少严格按照原方的剂量与比例处方。为了证明“古方能为今用”，笔者近年在临床上作了一些尝试，坚持使用经方原方及原方剂量治病，以期体验经方的本来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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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方原方与剂量的争议
关于“原方”
“经方在加减一药甚至相同药物但不同剂量时，就会成为新方……假若临床中一定要称之为经方而与时方作区别，必须要严格按照原方的要求，严格遵从药物组成以及剂量比例。”——《经方的理论特点》
但实际上，现代临床中很少有中医单纯使用经方原方药物组成，更少有使用原方剂量处方，可是仍自称是使用了经方。且有医者认为“古方不能今用”，强调使用经方必须按病情灵活加减。
因此，本研究所收载的病例，主要以符合原方药物组成并谨遵原书的加减法而处方为目标，以临床运用获效为收录条件，未愈或误治病案亦收录以作为参考对照。
关于“原方剂量”
近代对于经方药物剂量的衡重折算，已渐有共识，剂量折算应当偏大。代表者如柯雪帆根据文物考古，认为汉代一两当为15.625g；近期研究如范吉平等考证，认为经方一两折合今制约13.8g；而笔者在《经方药量衡重折算刍议》一文中指出，经方药量折算，一两当在今之14～16g的较大剂量范围。这些考证认识，与过去“古之一两，今之一钱（3g）”的说法大相径庭，现在临床实践中亦甚少有医家运用这一较大剂量，形成了理论与实践的鸿沟。
经方的衡重折算，现在普遍认为是较大的重量。例如桂枝三两，按上述一两折合13.8g抑或15.6g计算，则桂枝的量分别为41.4g或46.8g，两者之间只相差5.4g，这一剂量差距，在剂量偏大的情况下，对药物功效影响较低，在临床上可忽略不计。
因此，本研究采取一个简约的方法，以汉代一两约等于15g折算，以便于处方换算计量。
另一方面，由于经方每一首方剂的煎服法各异，有“日X服”的不同次数，因此，经方除了药物的“折算量”外，还有“一次量”和“一天量”的不同剂量，本研究强调原方剂量，并讲究原方的煎服法及方后医嘱。
经方原方剂量应用临床体会：药物剂量是取得临床良好疗效的关键
“原方剂量”并非等于“大量”
现代医家很少使用经方原方剂量的原因，是觉得一两折算15g的方法剂量甚重，实际上并非如此。
由于经方一般分多次服用，较多为“日三服”，如桂枝汤中桂枝三两，按3次服计算，则桂枝的一次量为15g，现代不少中医临床处方也基本是这一剂量，不同点是经方的“一天”服用量较多。
另一方面，经方药味数很少，“平均在4.81±2.28；而相较（有学者研究的）现代北京、河南与上海等不同地区的3509个临床处方，药味数平均在15.52±4.16”，若从全方的总剂量来看，现代临床处方的剂量与古代不相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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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统计
运用经方数量统计
在250例病案之中，一共运用了75首经方，包括《伤寒论》方46首，《金匮要略》方29首。其中部分经方使用频次较多，如桂枝汤及其类方共约有40余例，小柴胡汤及其类方约37例，小建中汤与黄芪建中汤10例，苓桂术甘汤18例，苓甘五味姜辛汤9例，真武汤及其加减法14例，附子汤13例，栝楼薤白白酒汤及其类方8例，当归芍药散10例等。这与笔者所能遇到的病种、用方习惯有关，亦可侧面反映某一类经方较为常用。
个别病案还运用了一般认为功效峻烈之方，如大青龙汤、小青龙汤、麻黄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越婢汤、白虎汤、大承气汤、抵当汤、桂枝芍药知母汤、乌头汤等。250例病案之中，有217例只用1首经方，27例先后用了2首经方，5例用了3首经方，1例用了4首经方。
“主诉治愈”者疗效统计
250例病案中，有238例治愈；10例未完全治愈，或义诊结束未能继续跟踪追访；另有2例误治病案。所有病案之中，基本没有因药物剂量过大而出现不良反应者，只有个别因为药物质量差、炮制不当而见副作用，也有因辨证不准而使病情恶化者。
在238例治愈的病案中，有5例因使用两方以上难以判断效果属谁，另有6例并非使用汤剂，因此只有227例汤剂病案能够统计出一共服用了多少剂数，详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227例中2剂药内治愈者占了六成，5剂药内治愈者约占九成，需用7剂药以上的只占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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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床体会与讨论
古方能为今用
笔者临床尝试用经方原方以及原方剂量的结果说明，大部分情况下均能取得佳效，未见因剂量过大而出现不良反应，至于个别出现副作用的病案，皆属辨证不准或药物质量问题所致。
由此可以初步证明，经方原方剂量能够应用于今天，而从在菲律宾义诊的情况来看，亦说明经方可用于中国以外的热带地区。
“一剂知、两剂已”之速效
以上数据明显反映出经方效如桴鼓。虽然疗效会随着病证的复杂程度、医生所接触的病种而有所变化，但综合大量使用经方原方剂量的案例来看，经方大多能获“一剂知，两剂已”之速效，只是个别病案获效较慢，这或许与患者正气偏虚、药物质量欠佳以及医者水平有限等因素有关。
经方并非不能长期服用
过往一些医家认为经方必须“中病即止”，不能长期使用，但在笔者的病案之中，亦有9例坚持服用7剂以上（2例服用10剂、1例12剂、1例15剂、1例17剂、1例19剂、2例20剂、1例30剂）才获效的，这说明使用经方后效与不效亦并不是或必然是“一剂知，两剂已”，而是根据实情也可以长期服用的。
对于经方可否长期服用的问题，笔者认为，由于经方一般获效迅速，因此只能说是“不需”长期服用而非“不能”。另一方面，所谓“中病即止”，是指某些较为猛烈的经方而言，这些经方服后一旦取效即可停服，以防伤正，而非所有经方的运用都按此要求。
原方剂量拉伸范围很大
在仲景原著中，确实部分经方剂量很重，但亦有一些经方剂量甚轻。例如小柴胡汤运用柴胡八两约120g，即使一次量计算亦为40g；大青龙汤中麻黄用六两约90g，即使一次量亦为30g。
但是，亦有剂量甚轻的时候，例如表郁轻证三方，桂枝麻黄各半汤中芍药一次量为5g，麻黄升麻汤中桂枝一次量为1.3g。
总而言之，应当这样理解，经方的剂量拉伸范围很大，多是随着病情而变化，亦有因煎服法不同而使剂量多变的。
使用经方必须注意药物质量
使用经方原方时，必须同时注重药物的质量。由于经方药味少，假若其中一药出现问题，即对方药疗效造成明显影响。
笔者在运用大青龙汤治病时，曾用90g麻黄患者却无任何不适，而有时只用30g麻黄反而出现心悸失眠的副作用，这是由于麻黄质量问题；假若能做到“去上沫”而且“去节”的麻黄，则效果缓和，就不会出现副作用。
又如笔者曾给患者运用20剂附子汤治疗关节疼痛未愈，其后嘱咐患者到另一药店购买炮附子，结果服1剂即告病情大减，显然前服无效的原因是由于附子质量问题所导致。
打破“常用量”的局限
由于《中国药典》对中药进行了“常用量”的规定，导致在中国内地运用经方原方剂量十分困难，在药店或医院中难以抓到处方。
实际上，《中国药典》的规定当理解为“安全量”而非“常用量”，且现代处方多为“一次剂量”而言，而非经方一天多次服用的剂量。
由于《中国药典》限制了一天服用量，与历代中医处方模式有所违背，缩窄了中医处方的灵活范围，这亦是中医临床疗效下降的原因之一。因此，打破“常用量”的限制，提倡经方原方剂量的应用，或许可为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一种途径。
使用原方必须重视原意
经方有“药少力专”的美誉，对于病机诊断的要求非常严格，假若辨证不准即不能获效，甚至加重病情。
因此，运用经方原方时不可随便草率，而是要从证候（临床表现）、病机、治法、方药、剂量等方面综合考虑，做到“证机法方药”环环相扣，亦即使用原方要讲求原意，这才是对仲景学术思想的高水平发挥。
药物剂量是取得临床良好疗效的关键。《伤寒论》药味少而精纯，组方法度严谨，临床疗效确切，对后世影响巨大，被后世誉为“经方”。
但因为年代久远，度量衡屡经变易，代有所改，悬殊极大，后世对经方剂量的折算众说纷纭，历代医家谓之“不传之秘”。限制了经方疗效的发挥，后世医家为确保经方疗效，使用古方，均需考虑剂量折算问题，对仲景用药本源剂量的研究从未间断。
有的依据临床用药经验和一般用药剂量，但经不起出土实物及历代文献的考证；有的以神农秤为依据，将其1两折合为1～2克间，亦无出土文物可证，日本汉方学家常用此剂量，在我国则应用较少。
总结中医方药剂量应用的现状，可以用“误、乱、惑”三个字来概括。
误，是指经方剂量传承认识不一，正误难辨；
乱，是指临床剂量应用混乱，实际上它是由误而引起；
惑，是指有关中医剂量论述，散落于大量的古今文献之中，临床上缺乏剂量理论的指导。
经方本源剂量以及剂量的演变和沿革规律的不明确，导致经方在目前普遍理解的剂量下单纯使用，疗效却不理想的现象普遍存在。
有人遂说，经方不灵。或者通过增加相似功效的中药来达到提高疗效的目的，于是处方越来越大，药味越来越多。
我们调查，《伤寒论》经方平均单剂药味数为4.18味，药味分布在1～14味，由4～8味药组成的方剂最为常见；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100首汤剂处方的平均单剂药味数为18.28味，药味分布于16～22味，方剂多由12～20味中药组成；文献报道现代中医汤剂处方平均单剂药味数为15.55味，药味分布于1～42味，方剂多由10～20味中药组成。
可见，现代中医汤剂处方的平均单剂药味数是《伤寒论》经方的3倍以上，无论单剂的药味数范围，还是常见的单剂药味数，均较《伤寒论》经方有所扩大。
药味之多，品种之杂，势必互相牵制，往往影响疗效的发挥。正如汪昂所言：“古人立方，分量多而药味寡，譬如劲兵，专走一路，则足以破垒擒王矣。后世无前人之朗识，分量减而药味渐多，譬犹广设攻围，以庶几于一遇也。然品类太繁，攻治必杂，能无宜于此，而不宜于彼乎？”出于安全，“广设攻围”，或亦取效。这种大处方，看似单味药剂量减少，但每服汤药的总量并没有减少。
因此，“分两减而药味渐多”并不是提高疗效的最佳途径，而引起分歧的主要问题就是出在剂量上。所以要想寻求突破，提高疗效的关键也应该从深入研究剂量着手。
如今，国家计量总局编的《中国古代度量衡图集》中“光和大司农铜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被认为是推算汉制的权威标准。
此权铸于光和二年闰月廿三日，光和二年为公元179年，与张仲景为同年代。从权上铭文可知，此权为当时中央政府为统一全国衡器而颁布的标准。铜权，按秦汉密制的单位量值和权的量级程序，此权当为12斤权，标准重量当为3000克。据此东汉1斤合今之250克，1两合今之15.625克。　　
目前教科书应用的剂量主要受李时珍《本草纲目》和汪昂《汤头歌诀》影响，认为“今古异制，古之一两，今用一钱可也”，“大约古用一两，今用一钱足矣”。由于两位医家很有名，他们的观点广为流传，而事实上，该药量是《伤寒论》经方剂量的1/5。但《伤寒论讲义》及以后的教材均采用了此说。　　
仲景面对来势凶猛之伤寒大疫，必然要求立方贵精贵狠，所谓“乱世用重典，重剂起沉疴”，方能挽狂澜于倾倒、扶临危于即倒，也只有量大、药简，方能力专效宏，才最能阻断病势传变，挽救危亡。如果剂量过小，则杯水车薪，无济于事。
所以重拳出击，并不主张盲目增加药味，更强调用足剂量，用到起效剂量。圆机活法组方，巧在识证准确，用足剂量，何慢之有？
不读张仲景，辨证无要领；不读《伤寒论》，下手没分寸；不读《本草经》，用药总不应。
“六经为纲，阴阳为本，主辨方证，经方活用”。临证主以《伤寒论》六经为纲，方证思辨，活用经方，不论是外感病证，还是内伤杂病，以及急、慢性疑难病证和重症，法依《伤寒杂病论》，药遵《神农本草经》，善抓主证，首选经方，所治病证皆圆机活法应用经方原方或合方，方证对应，不仅见效快，而且疗效好。
1.辨准方证，方证对应
要想达到辨证准确的目的，就要学好《伤寒论》的六经辨证之法，辨方证，抓主证，活用经方，方证对应，遣方用药要精当，重在解决主要矛盾。经方用药的特点就是方药精当，出神入化，效如桴鼓。经方方证的作用靶点很明确，如果辨准了，确能出手的。
病案一：
喘证（重度慢性持续期的支气管哮喘）：李某某，女，反复发作喘息、气短伴胸胁部满闷不适伴咳嗽、咳痰1年余，2010-02-21初诊。
患者素体虚弱，且属于过敏性体质，怕寒冷，易感冒。1年前因感冒治之失当而出现喘息气短，咳嗽咳痰，此后即反复发作，常年如此，走约50米就喘息、胸闷难耐，干轻微家务都很困难，且感冒频繁，每次感冒即加重病情，曾于2009年9月22日在某大学附属医院住院半月，出院后病情如故，平日里靠吸入舒利迭喷雾剂（丙酸氟替卡松鼻喷雾剂）缓解病情，来诊时神疲乏力，嗜卧欲寐，喘息、气短、胸胁满闷，咳嗽频发，咳出黄白相兼粘液痰，量较多，不时干呕，畏冷，口苦，咽干，口渴不欲饮，无汗，纳可，二便调，唇暗，舌淡暗嫩，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苔白腻中微罩黄滑，脉沉弦数。胸部CT示：1.肺气肿征象。2.双下肺感染。
六经方证辨析：咳嗽，咳痰，畏冷，无汗，口渴欲饮热水，唇暗，舌淡暗嫩，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苔腻滑，脉数为太阳伤寒表实兼挟痰饮。
胸胁满闷，口苦，咽干，干呕，脉弦为少阳病。神疲乏力，嗜卧欲寐，脉沉为少阴里寒饮重。
四诊合参，辨证为太阳、少阳、少阴合病兼挟痰饮，治宜解表平喘，调达枢机，温化痰饮。方拟小青龙汤、小柴胡汤、四逆汤合方加味：柴胡45g，炮附子（先煎1h）、法半夏、茯苓、生姜各30g，党参、炙甘草、麻黄、桂枝、干姜、白芍、五味子、细辛各18g，红枣12枚（掰开）。7剂，日1剂水煎分3次服。
二诊：诉胸闷气短、咳嗽、咳痰明显减轻，走路有力了，舒利选喷雾剂药前每天要喷2次，现在2天喷一次，口苦，咽干，干呕消失，仍有喘息，咳嗽、咳痰、痰量已经减少，唇暗，舌淡暗嫩，舌体胖大，边有齿痕，苔腻滑，脉细，少阳证罢，仍有太阳、少阴寒饮兼瘀，方拟四逆汤、小青龙汤、桂枝茯苓丸化裁：炮附子（先煎1h）、法半夏、茯苓各30g，党参、炙甘草、麻黄、桂枝、干姜、白芍、五味子、细辛、丹皮、桃仁各20g。7剂，日1剂水煎分3次服。
三诊：精神转佳，走2、3里地也不喘息了，可正常干家务，又在上方基础上据证加减服药35剂，诸症悉除，这期间，因为久病少阴虚寒较甚，炮附子量用至60g。
体会：对于顽固的咳嗽、咳痰喘息患者，往往久病虚寒较甚，又加之病久瘀血、痰饮积伏于体内，乃本虚标实之证，一遇外感或七情理化等因素即引起发病。该案患者素体虚弱，病久损及少阴元阳，根本不固则气失摄纳，逆气上奔而为喘。诊时又有外感表证未解，邪犯少阳。经气不利而胸胁满闷，少阳热郁上扰则口苦咽干。标实乃久病痰饮瘀血互阻，既有外邪内饮，又有瘀血在里，瘀血潜伏于体内，一旦遇外感等诱使瘀血与痰饮相互搏结，阻塞上焦致使肺气上逆而发为哮喘。
一诊治则主要是温经扶阳，和解少阳，兼以化痰蠲饮，故方以小青龙汤辛温散寒，化痰涤饮而疗咳喘、咳痰。合以小柴胡汤寒温并用，升降协调，疏利三焦而畅达气机使邪去病解。合以四逆汤非常重要，一是在于振奋少阴根本之阳以助纳气归元，二是温中化饮以助痰消咳止。
二诊少阳已罢，病久瘀血、痰饮互结，化瘀亦为愈病的重要方面，故桂枝茯苓丸方祛瘀活血，渗湿化痰，以加强治疗痰饮气逆，咳嗽气喘之证。
一般来说，哮喘经久不愈者，多有瘀血为患，所以加用桂枝茯苓丸方，疗效颇佳，胡希恕教授最善于应用该方治疗各种瘀血为患，认为，哮喘的主因为痰饮瘀血，即所谓宿根，诱因是外感物理化学七情等因素，常常以该方相合治疗哮喘，往往应手取效。有是证则用是方，方证对应，这个比较顽固棘手的病纯服中药治愈，患者对中医的疗效非常赞叹。
《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的经方，是历代济世救人的秘方、良方、高效方，要想当一个好中医，要想实实在在地为病人解除痛苦，非掌握和会用经方不可，清代医家陈修园有一句名言：“儒者不能舍圣贤之书而求道，医者岂能外仲景之书以治疗？”。确实，儒家修身、处世、齐家治国，言必称孔孟，行则遵《论语》，我们中医治病舍弃了医圣张仲景《伤寒》经方，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疗效会打折扣。
中医界所指的“经方”，主要是指《伤寒论》《金匮要略》上所载的方子，即《伤寒论》的113方和《金匮要略》的262方，张仲景历经临证实践，“勤求古训，博采众方”，既保留了一部分佚失古籍如《伊尹汤液经法》中的经验方之精华，也创制了一部分疗效确凿的名方，《伤寒杂病论》被后世医家称之为“方书之祖”，是当之无愧的，其中的经方，法度谨严，药少而精，出神入化，疗效肯定，可重复性强而被历代医家公认为最能体现中医药学价值的精华，因此，学好、用好经方，是提高中医临床水平的关键。
清代医家俞根初曾说，《伤寒论》是“以六经钤百病”，《伤寒》经方不仅可辨治外感，更重要的是可以超出伤寒的范围，以病机而统百病，一切杂病皆可辨治。应用经方的要点实际上就是以病机统病，不拘病名，见病知源，方证对应。也就是说，应用经方辨治，可不考虑西医病名或中医病名，一切以三阴三阳六经为纲，这种六经辨治之法，能使我们洞悉病源，统病机而执万病之牛耳，析证侯以明病机，有是证则用是方，有是症则加是药，病变治亦变，证变方亦变，精辨方证，活用经方，不论急、慢性病证以及危重难症，皆可收到显著疗效。笔者临证经方的使用率是100%，不仅见效快，而且疗效好。
一、关于辨方证
方证就是经方的适应证。辨方证就是辨六经之病证而准确地选用某方的指征和证据，活用经方的首要条件就是要会辨方证，可以说方证就是药物作用的靶点，临床疗效的关键在于方证是否对应。
经方大师胡希恕教授有句名言：“方证是六经八纲辨证的继续，亦即辨证的尖端”，并特别强调：“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其主要关键就在于方证辨得是否准确”，这充分说明了用《伤寒》经方治病辨方证的重要性。在辨方证上，胡老的研究最为透彻，其通过长期的临床实践，逐渐体会到不论是脏腑、经络、八纲辨证，还是六经辨证，最终都要落实在方证上，开创性地提出了辨证论治的具体实施方法：辨六经—析八纲—再辨方证，简要来说就是首辨病位，再辨病性，最终再辨方证，这种辨方证的方法是在八纲辨证基础上的进一步深化和细化，也就是说，《伤寒论》虽然有辨六经的方法，但具体辨别出不同的方证，才是其中最根本的辨证方法，才是真正掌握住了经方活用的精髓，所以说，辨方证而论治是一种由博返约、大道至简的辨治方法，也是一个十分严谨的，有科学性、规范性，可重复性很强的中医学术。
张仲景是最早提出方证相应的观点的，《伤寒论》第317条少阴病通脉四逆汤证条文中说的“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就已经直接点出了“方证相应”的主旨，那就是所辨病证与某方相符合，就是某方的应用指征，就可以服用某方。
后世不少医家在学习应用《伤寒杂病论》时，对于经方辨治的方证相应多有体悟，如清代医家陈修园临证就特别重视病证与方药相应，如其在《长沙方歌括》中指出：“大抵入手工夫，……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药，其义精，其法严，毫厘千里之判，无一不了然于心，而后从心变化而不穷”，说明其对经方方证相应的理解是非常深刻的。
当代经方大家冯世纶教授、黄煌教授等各位老师学术思想的精髓也是辨方证，并且造诣很深，救治了不少的疑难重症，信誉很高。
俗话说，不读张仲景，辨证无要领；不读《伤寒论》，下手没分寸；不读《本草经》，用药总不应。我在长期的临证实践中总结了活用经方的要诀：明辨六经，顾及兼证，重视两本，方证对应，据机合方，药参神农。
明辨六经：辨方证首先要明辨六经，太阳病——表阳证，阳明病——里阳证，少阳病——半表半里阳证；少阴病——表阴证，太阴病——里阴证，厥阴病——半表半里阴证。临床辨证时，遇见一个病，不论其多么错综复杂，首先要明辨六经阴阳属性，辨清属于六经中哪一经的病证，或哪几经合病、并病，确定病位，即确定病变现阶段证候所在的位置，如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在表、在里、或在半表半里。然后分辨病性（病证的性质），即区分基本病性：阴阳盛衰所表现的寒、热、虚、实病性为主。
顾及兼证：而人之病症是复杂多变的，辨六经，辨方证，还要注意顾及病证所挟杂的兼症。在病变过程中，水、湿、痰、饮、郁、瘀、积、痞这八个兼证是非常普遍的，既是发病因素，又是病理产物。然后据证选方用药，治疗主证的同时，顾及兼症，通盘考虑，全面调治。
重视两本：经方辨治，还要重视正气，一部《伤寒论》全书共12卷，22篇，397法，扶正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伤寒论》主旨就是扶阳气、存津液、保胃气，扶正亦是这三大法。扶正重在两本：先天之本元阳和后天之本中阳（胃气），活用经方时重视扶元阳（先天之本），保胃气（后天之本）是至关重要的。
据机合方：临床所见病症复杂，合病、并病较多，故使用合方的机会也较多。经方不加减，固守一方而无变化，是不对的，根据病机变化而加减活用，才能有效。中医治病有无疗效就是看方证是否对应，辨证是否准确，加减是否得当。
药参神农：用经方必须学习《神农本草经》，经方加减，应当在《本经》药理上加减，效果才好。《本经》是秦汉时期众多医家总结、搜集、整理当时药学经验的专著。《伤寒杂病论》与《本经》的成书年代基本相同，《伤寒杂病论》中所用药物的绝大多数是本于《本经》的，《本经》中记述的药物分类、四气五味及君臣佐使的配伍原则，是张仲景《伤寒杂病论》组方用药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