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方的学习与应用方法

2021.11.20 44阅读

古时称中医为方脉家,医术为方技。日本则称中医为汉方。可见,对中医来说,方是极其重要的。无论是伤寒派,还是温病派,是古典派,还是现代中西医结合派,是讲脏腑辨证,还是讲六经辨证,到最后交给病人的都是方,所以,日本古方家吉益东洞说:“医之学也,方焉耳”。方,是中医的内核,是根本。中医的方剂,数量多得让人兴叹。宋代的《太平圣惠方》有100卷,方16834首;《圣济总录》有200卷,方20000首;明代的《普济方》有426卷,方61739首;我校正在编写的《中医方剂大辞典》收录医方达10000首。要熟悉掌握这么多的方剂,既不可能,也无必要。因为关键的方剂不过几十首,这就好比汉字的字根,英语的词根,是组成千万张处方的基本构成,可称之为“方根”。方根在那里?在《伤寒论》,在《金匮要略》。

这两本书的方剂,并非张仲景一个人独创,是总结了汉代以前的用药经验而且经过后世数千年无数医家的临床验证被证实并发展,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几千年与疾病作斗争的经验结晶,是我们中国人经自身试验筛选出的临床有效良方。只有把这两本书弄通了,才能在临床上左右逢源,触类旁通。后世名医虽多,其临床的基本法度都不出仲景学术的范围。所以,成无己说“仲景之方,最为群方之祖”,张元素说“仲景药为万世法”,王好古说“执中汤液,万世不易之法,当以仲景为祖”,朱丹溪说“仲景诸方,实万世医门之规矩准绳”。笔者说仲景方当为中医之根,为中医之魂。中医学的经验性是极强的,《伤寒论》《金匮要略》之所以被称为经典,是因为在数千年的实践中证明它是有用的,是科学的,在临床上是能解决问题的。学中医,离开了仲景方,那就成了一句空话。

古方的学习与应用方法

　　1、学古方的关键是抓住方证学　　《伤寒论》《金匮要略》,最好读白文,也就是未加注释的原文。两书的文笔十分朴实,多为临床实际的客观表述,少有空洞的解释,故读白文是可行的。不过,两书的体例为条文式,孤立地读常常不得其要,必须采用分类比较的办法。按什么分类?古时候有按六经分,有按治法分,有按症状分,有按主方分,分法较多。笔者倾向于按主方主药分。按主方分,徐灵胎的《伤寒论类方》

(1759年)最好,这位医学家研究《伤寒论》三十余年的心得之作,形成初稿以后,竟反复修改7年,其间五易其稿,最后才写上“乃无遗憾”四字。他采用的方法就是将《伤寒论》方分为12类,如桂枝汤类、麻黄汤类、葛根汤类、柴胡汤类,栀子汤类、承气汤类、泻心汤类、白虎汤类、五苓散类、四逆汤类、理中汤类等。拙作《中医十大类方》(江苏科技出版社,1995年)是以主药分的,其特点是以药类方,以方名证,便于学习记忆,本书并非中医古方的全书,而仅仅是为读者提示一种认识并掌握中医古方的方法。古方何止十类?本书之所以题名为《中医十大类方》,只不过为读者阅读本书增加一点轻松的氛围而已。应当指出,无论按方分或按药分,关键是要抓住主治,识方证。许多人对方论以及方剂功效的解释比较热衷,而对其主治则轻描淡写,这可以说是混淆了主次。对中医来说,古方的主治是最要紧的,解释在其次。方证最关键,功效在其次。药物的应用指征为“药证”,方剂的应用指征为“方证”。

如桂枝的应用指征为“桂枝证”,桂枝汤的应用指征为“桂枝汤证”,这是古人应用药物和方剂的根据和证据,是中国人几千年积累起来使用方药的最为实用和重要的经验。如把桂枝比作箭,桂枝证就是目标,目标对准了,命中率就高。同样,药证、方证相对应了,疗效自然会出现。换句话说,药证相对应了,这就是必效药、特效药;不对应,则是无效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用药十分严格,有是证,则用是药;无是证,则无是药,加药或减药,都以临床见证的变化而变化。故恶风、汗出、脉浮用桂枝汤。如汗出多,恶寒关节痛者,必加附子,名桂枝加附子汤。如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又必加人参,名新加汤。如无汗而小便不利者,则要去桂枝,加白术、茯苓,这就是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术汤。茯苓桂枝白术甘草汤主治心下悸,茯苓桂枝五味甘草汤则主治咳逆上气。大剂量药与小剂量药的主治也不相同,同样是桂枝汤的组成,但桂枝加桂汤的桂枝5两,其主治为气从少腹上冲心者;桂枝汤倍芍药主治腹中急痛,方名也改为小建中汤。

又虽用过某药,但其证未去,则仍可使用某药,如《伤寒论》“柴胡汤病证而下之,若柴胡证不罢者,复与柴胡汤……”(101条),“太阳病,下之后,其气上冲者,可与桂枝汤,……若不上冲者,不得与之”(15条)。这种用药法,即方证相应法,《伤寒论》所谓“病皆与方相应者,乃服之”(317条)。又《伤寒论》中有“桂枝证”“柴胡证”“病形象桂枝”等说法,都为药证相应、方证相应的体现。药证相应与方证相应,体现了古方的极为严格的经验性,这是中医辨证论治的基本内容。“方证相应”是《伤寒论》《金匮要略》的基本精神。清代伤寒家柯韵伯说:“仲景之方,因证而设,……见此证便与此方,是仲景活法”。其所以为“活法”,是因不同于辨病论治,常常是异病同方或同病异方。不理解者,则谓中医不规范,难以掌握,但从另一角度看,方证相应则是以不变应万变的方法,如徐灵胎说:“方之治病有定,而病之变迁无定,知其一定之治,随其病之千变万化,而应用不爽”(《伤寒论类方》自序)。可见,这种方法是相当规范的,问题是从什么角度去认识。

　　2、西医治“人的病”,中医治“病的人”　　张仲景医学的又一特征是着眼于“人”。如果说西医是治“人的病”,那么,中医是治“病的人”。这个“人”,就是整体,就是全身。中医没有去寻找在器官细胞水平上的病理变化,古代也无法看到天地间的各种致病微生物,但我们的先人却能从宏观上把握住机体的变化,找到消除病痛的办法。清代伤寒家钱潢说得好:“受本难知,发则可辨,因发知受”。这就是张仲景医学的疾病观。这个“发”是“人”在疾病中出现的全身性的反应,张仲景是如何着眼于“人”的呢?其一,望形。如强人、羸人、尊荣人、失精家等。尊荣人骨弱肌肤盛,即为缺少运动,肌肉松软,稍动即易汗出伤风的体质类型;失精家则为男子面色白,瘦弱,脉大而无力者。其二,切脉。脉浮、脉沉、脉微细、脉沉迟……不表示某种病,而是患者全身的反应状态。

所以《伤寒论》《金匮要略》中的脉象,主要是用于辨“病的人”而不是辨“人的病”。换句话说,脉象可以辨人的寒热虚实表里,而不可辨食道癌、胃炎、痔疮、关节炎等疾病。所以脉象不可不重视。其三,辨析人体基本生理活动的变化情况,如恶寒恶热、口渴与口不渴、小便利与不利、不大便或下利、能食或不能食等。以上三点,均体现在张仲景的医学中,如五苓散主治口渴而小便不利者,麻黄汤主治无汗而喘者,桂枝龙骨牡蛎汤主治失精家的腹痛里急而脉极虚芤迟者,黄芪桂枝五物汤主治尊荣人的身体不仁,新加汤主治发汗后身疼痛、脉沉迟者。需要指出,后世比较重视的舌诊和日本的腹诊,其本质也是辨体质状态,辨寒热虚实,故在临床应用古方时,是完全应当使用的。古方的舌证,散见于后世各家医著中,代表性的有清代张登的《伤寒舌鉴》、叶天士的《外感温热论》、俞根初的《通俗伤寒论》、梁玉瑜的《舌鉴辨正》等。在经方家的医案中这方面的内容尤为丰富。古方的腹证,日本汉方家研究较深,其中古方家吉益东洞的《类聚方》以及稻叶克文礼和久田寅叔虎的《腹证奇览》记载较详,值得参考。笔者通过研究张仲景医学和吸收后世各家辨脉、望舌、切腹的经验,认识到临床上寻找古方与“人”的对应点,是运用好古方的关键。笔者的话是:未识方证,先辨“药人”。

即寻找和辨别某种药证方证的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体质类型,以此作为辨方证的先导。《中医十大类方》中提出了五种“药人”,即所谓“桂枝体质”、“麻黄体质”、“柴胡体质”、“大黄体质”和“黄芪体质”。“药人”决不止五种,以上五种仅是临床常见的。这些体质类型的识别,主要是运用中医传统的望诊、切诊、问诊来观察患者的体型、皮肤、脉象、舌象而完成的。书中有“附子脉”、“黄连舌”、“桂枝舌”的提法,是为了更为直观地反映“病着的人”与药物的对应点,便于记忆和临床应用。笔者认为,若使用中医方剂,唯以辨病为主,不诊脉,不看舌,没有脉舌上的指征,那就失去了中医的特色。

　　3、不要轻信实验室的数据,要重视临床实践　　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医药研究人员对一些常用古方进行了大量的药理作用和配伍的研究,其实验结果对古方药效的证明、方证的明确、古方剂量、服用方法和剂型的改进等,都有积极的意义。这是学习与研究古方时所必须了解并加以利用的。但也应该认识到,由于实验室与临床尚有较大的区别,动物试验与人体实验不同,单因素研究与多因素研究不同,传统水煎与提取物不同,所以,实验室的结果只能作为临床应用的参考,而不是临床指南。如现代药理学研究证明,黄芪对心血管系统、血液系统、肾功能、物质代谢以及肿瘤等均有良好作用,可使减少的血细胞数恢复正常,可扩张冠状动脉,改善心脏功能,增加抗缺氧能力,防止脂质过氧化,改善肾脏功能,防止肝糖元减少,抗衰老等。但是否临床上所有心血管疾病、肾病、肿瘤都可以使用黄芪呢?显然是不符合临床实际的。所以,要正确使用古方,必须重视临床实践。这是关键,是根本。古方的方证目前尚难做出公认的动物模型,只有在临床,在具体的病人身上,才能体会到古方的使用方法,才能感悟到古方的精妙之处。笔者对古方发生兴趣,完全是在临床培养的,不是信而好古,而是古方的疗效确切,如桂枝龙骨牡蛎汤治咳喘胃痛、防己黄芪汤治疗汗出而肿的糖尿病、黄连阿胶汤治疗漏下不眠、白虎加人参汤治出血等,使笔者尝到了应用古方的甜头。有人可能会对古方的使用价值发生怀疑,古人的东西能用于治疗今病吗?应当回答:不要认为古人不识现代病,就认为古方不能治今病。要知道,人类有文明以来,疾病谱已经发生了多次变化,一些疾病被控制了,另一些新的疾病又发生了。过去没有艾滋病,没有埃博拉病毒，但现在出现了,可见病是不断变化的,但是,人体对疾病的反应方式是几乎不变的。由于中医治病针对的主要是“人”,而不是“病”,所以,古方完全可以治今病。我们也只有在古方今用的实践中,才能发展古方。

　　4、要注意收集和积累经验　　要真正用活古方,单靠研究《伤寒论》、《金匮要略》也是不够的。后世名医的医案,特别是经方家的医案,也有很大的研究价值。如叶天士关于运用桂枝汤、栀豉汤、苓桂味甘汤、真武汤的经验,尤在泾运用金匮肾气丸的经验,近代范文虎运用四逆散、桂枝汤的经验,徐小圃运用麻黄汤、四逆汤的经验,都是学习古方时的重要参考材料。此外,历代名家小方药味在3味左右,主治比较明确,对于理解古方的主治以及配伍规律是有较大帮助的。古方的运用经验,来之不易,如有名师指点,那比自己在临床摸索要强许多许多。此外,同道之间多交流,注意收集各种杂志上有关古方应用的报道,也有利于自己经验的积累和临床水平的提高

《神农本草经》：味苦，温。主治中风伤寒头痛，温疟，发表出汗，去邪热气，止咳逆上气，除寒热，破症坚积聚。

　　麻黄之实，中黑外赤，其茎宛似脉络骨节，中央赤，外黄白。实者先天，茎者后天，先天者物之性，其义为由肾及心，后天者物之用，其义为由心及脾肺。由肾及心，所谓肾主五液，入心为汗也。由心及脾肺，所以分布心阳，外至骨节肌肉皮毛，使其间留滞，无不倾囊出也。故栽此物之地，冬不积雪，为其能伸阳气于至阴中，不为盛寒所凝耳。夫与天之寒，声相应气相求者，于地为水，于人身为精血津液，故天寒则地中之水皆凝为冰而不流。人身亦然，精被寒凝，则阳气沸腾，鼓荡于外，为伤寒温疟。邪热在表而无汗，津液被寒，则其质凝聚为水，而其中之气，奔迸上迫，为咳逆上气，血被寒则脉络不通，为癥坚积聚。麻黄气味轻清，能彻上彻下，彻内彻外，故在里则使精血津液流通，在表则使骨节肌肉毛窍不闭，在上则咳逆头痛皆除，在下则癥坚积聚悉破也。

　　昔人泥于伤寒脉法篇脉浮而紧一节，遂谓寒必伤营，风仅中卫，附以伤寒无汗中风汗出二语，以为麻黄桂枝二汤方柄，至大小青龙二汤，则既不可隶之寒伤营，又不容录之风伤卫.遂别立风寒两伤营卫一门，以为鼎峙，殊不知风则伤卫，寒则伤营，仲景之言也。风寒两伤营卫，非仲景之言也。夫寒非风何以能及人之身，风非寒何以能中人之卫，是风与寒寒与风，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柯韵伯曰：太阳中风，脉浮紧，不汗出而烦躁；阳明中风，脉弦浮大，不得汗，合而观之，不得以无汗为非中风矣。太阳病，或未发热，或已发热，必恶寒体痛呕逆，脉阴阳俱紧者，名曰伤寒，而未尝言无汗。太阳病，头痛发热，身疼腰痛，骨节疼痛，恶风，无汗而喘者，麻黄汤主之，此不冠以伤寒，亦不言恶寒。又伤寒脉浮，自汗出，微恶寒，合而观之，不得以有汗为非伤寒矣。

　　今人但据桂枝证之自汗，不究伤寒亦有自汗者，但以麻黄证之无汗，不究中风最多无汗者，谓伤寒脉浮紧，中风脉浮缓，不知伤寒亦有浮缓，中风亦有浮紧者，仲景之论，变动不居，后人偏为分疆书界，致使执滞难通，伤寒中风之说拘，则麻黄桂枝之用混，何如无汗不得用桂枝，有汗不得用麻黄，直捷了当也。善夫刘潜江之论麻黄桂枝二汤也。曰麻黄既以主气名，然寒伤营者用之，营则属血也；桂枝既以主血名，然风伤卫者用之，卫则属气也。营在脉中，伤之则邪入深，是岂止营病，且并卫病矣。故麻黄汤驱营中之邪，使这发越自卫而出，卫在脉外，伤之则邪入犹浅，然风邪干阳，阳气不固，必由卫不与营和，斯汗出耳。

故桂枝汤散表外之邪，引卫气与营气谐和，虽然，麻黄何以能由营通卫，本经谓麻黄苦温。夫苦为在地之阴，是发于阴出于阳矣。犹助以杏仁之疏卫，乃能遂其由阴达阳之用，桂枝何以能由卫和营，本经谓桂辛热。夫辛为在天之阳，是发于阳入于阴矣。且助以白芍之通营，乃能遂其由阳和阴之用。盖风寒既伤于外，营卫本皆乖戾，特伤之重者无汗，无汗则以麻黄从阴中达阳，营气乃通，伤之轻者有汗，有汗则以桂枝从阳中召阴，卫气乃和，谓桂枝不入营麻黄不由卫可乎？夫寒著人则水气郁，水气郁则由卫及营，其害有不仅至营而止者，非如麻黄之气味轻扬，出入无间，能使在地之水不凝，出地之阳亦不壅者，何以使血脉利营气通耶？是营卫之义，不可不明，麻黄桂枝之用，断不必泥于在营在卫，脉法篇所谓脉浮而紧，浮则为风，紧则为寒，风则伤卫，寒则伤营，营卫俱病，骨节烦疼，当发其汗者，不为虚设矣。

　　或谓麻黄治外寒固矣，然必谓外寒与身中水气相应为病，则不用佐使用寒药者乎？曰：凡用麻黄以寒药为佐使者，大青龙汤、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越婢汤、古今录验续命汤、文蛤汤，皆用石膏；麻黄升麻汤，用知母石膏黄芩；桂枝芍药知母汤，用知母；千金三黄汤，用黄芩。然大青龙汤、古今录验续命汤、千金三黄汤，治风寒；越婢汤，治风水；文蛤汤，治水气；桂枝芍药知母汤，治风湿，仍系外寒水气交关为害。惟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麻黄升麻汤，外寒未尽，里已化热，绝不与水气相干。但一则曰汗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汗出而喘，无大热；一则曰大下后，手足厥冷，咽喉不利，吐脓血，泄利不止，则皆已服他药。夫已服他药，何以知其发病时，不系外寒与身中水气为病耶？且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冠以不可更行桂枝汤；麻黄升麻汤，冠以伤寒，则其始为外寒无疑矣。而服药后既已变证，仍不离乎伤寒中风，此最当著眼者也。

　　有汗不得用麻黄，斯言信矣。然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越婢汤二证，皆有汗出，汗出更用麻黄，独不畏其亡阳耶？虽然，汗多亡阳，为佐使用温药者言耳。夫寒邪外著，热气腾沸，原因身中阴气痹阻，不与阳交，故麻黄青龙等汤义，在使阴交于阳，阳气既和，遂和于外著之阴寒为汗，设服之过剂，则阳才外泄，阴即内争，此汗多亡阳之谓矣。兹二证者，既已有汗，阳犹甚盛，不与阴和，故或逼阴于外为汗，或遂阴于上为喘，或阳郁不宣为风水，或阻气于上为肺胀，故曰汗下后，不可更行桂枝汤。若汗出而喘，无大热者，可与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曰风水恶风，一身悉肿，脉浮不渴，续自汗出，无大热，越婢汤主之；曰咳而上气，此为肺胀，其人喘，目如脱状，脉浮大者，越婢加半夏汤主之；曰千金用越婢加术汤，治肉极热，则身体津脱，腠理开汗大泄，厉风气下焦脚弱，可见皆阴与阳争，不能胜阳，阳结聚而阴散漫，阳上薄而阴不下输，如是而不用麻黄发其阳，阳终不能布，不用石膏泄阳通阴，阴终不能归，故两方者，非特用麻黄，且多用（麻黄杏仁甘草石膏汤）且倍用焉。（越婢汤）然终以阴阳不能相交，刻刻虑其阴胜阳负，故越婢汤下云：恶风者，加附子一枚，其中仍有生姜三两，可见虽发其阳，泄其阳，仍不忘夫亡阳矣。

然则大青龙汤用石膏倍麻黄，义莫比于此否？曰大青龙汤与越婢汤对待，固可以知表气疏密；与小青龙汤对待，尤可以知里气虚实。夫麻黄由表实而用，用麻黄弥实，用麻黄至六两已矣。乃大青龙之不汗出，与越婢之续自汗出，固可同日而语与，地皮毛者肺之合，肺主卫，卫者一身极外之捍卫也。故表气实者，不聚于营卫皮毛，即聚于肺，心者覆于肺下，表邪既聚于肺，心气无从发舒，故不汗出而烦躁者，大青龙主之。如盛寒之邪，聚于皮毛营卫，虽至一身悉肿，在内之心气，犹可发舒，故无大热，续自汗出者，越婢汤主之，聚于上则欲其通于营卫，为汗外泄耳。若在营卫皮毛为肿，则不必桂枝之通，毋庸杏仁之降，此大青龙越婢之殊也。若小青龙寒水之化聚于中，与大青龙之聚于上，又适相对照。盖聚于上，能束缚胸中之阳为内热，聚于中，则侵损胸中之阳为内寒，内热则烦躁，内寒则喘咳呕哕，烦躁故佐以石膏，内寒故佐以细辛干姜。然热比于实，寒比于虚，实者治宜急，急者倍麻黄，不急恐石膏增寒于内，虚者治宜缓缓者半麻黄，不缓恐麻黄细辛亡阳于外，此又小青龙大青龙所攸分也。

　　中风见寒脉，伤寒见风脉，此之谓风寒两伤营卫，主持是说者非一人。柯韵伯尤在泾非之，今之说又与柯氏尤氏所说者异，不合大青龙两条，比类而疏通之，则是说终为无据矣。　　大青龙扼要为寒水之化聚于上，寒水之化有风甚于寒者，有寒甚于风者，风性急疾，故脉紧急绞转，寒性凝重，故脉宛转不畅。风甚者内侵亦甚，则不汗出而烦躁，寒甚者障蔽亦甚，则身不疼而但重。充其类，风甚者能内为实热，寒甚者能外为肿胀，其源同，则其治亦同，而其趋向少有不同，则其变必不能同，故急治之，急治之故用麻黄至六两也。柯氏之说善矣。然于下条，必增人发热恶寒无汗烦躁句，其理始可通，尤氏之说亦甚当，然但疏加石膏，不及倍麻黄，于大青龙意义，终未为熨贴，今之说又遗却无少阴证句，亦未为全璧也。

　　夫少阴证非他，烦躁是也。类躁非少阴证也。伤寒一日，太阳受之脉若静者，为不传，颇欲吐，若烦躁，脉数急者，为传，是烦躁为太阳证矣。夫曰烦躁为传，烦躁乃多见于少阴篇，是以知烦躁者，实太阳少阴两经接界证也。是上下两条者，皆针锋相对，无少渗漏，上条冠以太阳中风，乃脉浮紧，发热恶寒，不汗出而烦躁，则与太阳中风应服桂枝汤者异，下条冠以伤寒，乃脉浮缓身不疼，但重，且乍有轻时，又与太阳伤寒应用麻黄汤者异，惟其病属麻黄，证见桂枝，病属桂枝，证见麻黄，斯合两方为一方矣。中风证不应烦躁，而烦躁，是风性善生热，亟亟乎将入少阴，故不得不以石膏从阴通阳，从阳引阴，截于中道，使从太阳解，然不倍麻黄，则散发无力，恐阴既通阳，阳随阴化，热证未已，寒证复起，是适以害之也。伤寒证应烦躁，而不烦躁，是寒性善凝聚，故身重而将入太阴，不得不倍麻黄以发其凝聚，然不加石膏，则阴无所守，恐阳邪散，阴亦随之以竭，是适以杀之矣。观乎金匮要略之论饮曰：饮水流行，归于四肢，不汗出身体于重，谓之溢饮。曰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亦可思身重之所以矣。

　　麻黄非特治表也。凡里病可使从表分消者，皆用之，如小续命汤葛根之治风；麻黄附子细辛汤、麻黄附子甘草汤之治寒；麻黄加术汤、麻黄杏仁薏苡甘草汤之治湿；麻黄连轺赤小豆汤、麻黄醇酒汤之治黄；桂枝麻黄各半汤、桂枝二麻黄一汤、桂枝二越痹一汤、牡蛎汤之治寒热；则犹有表证。有表证者用麻黄，本经所谓发汗去邪热除寒热也。若乌头汤之治风，射干麻黄汤厚朴麻黄汤之治咳，甘草麻黄汤文蛤汤之治水，则无表证矣。无表证而用麻黄，则本经所谓止咳逆上气破微坚积聚者。然所谓从表分消者谓何？曰咳而上气，喉中水鸡声，曰咳而脉浮，是病聚于肺。肺者皮毛之合，从皮毛而泄之，所以分消肺病也。曰里水，曰吐从渴欲得水，脉紧头痛，是病仍在上及皮毛，与风寒不殊矣。惟心下悸一证，绝不见可用麻黄踪迹，主以半夏麻黄丸，其义最为难释。盖悸者水饮侵心，心气馁缩，固应半夏之治饮，然用麻黄通心，不用桂枝者，则以桂枝仅能通血脉，不能发舒心阳，然究病轻药峻，不宜急治，故止服如小豆者三丸，日三服以渐去之，于此见用麻黄仍欲使之和缓有如此者。

　　凡用麻黄发汗治咳逆，皆可知其治肺矣。治心者除半夏麻黄丸外，犹有可证者乎？然伤寒金匮除此却无明文，而在千金外台者，可考也。千金治心热满烦闷惊恐安心散，调心泄热，治心脉厥大寸口小肠热齿龋嗌痛麻黄汤，（十三卷）外台删繁疗心劳实热，好笑无度，自喜，四肢烦热，止烦下气麻黄汤，删繁疗脉极热伤风损脉为心风心风状多汗无滋润消虚热极止汗麻黄汤（十六卷）范汪疗心腹积聚寒中痛又心胸满肋下急绕脐痛通命丸，（十二卷）皆以麻黄为君，则麻黄之通心阳，散烦满，可见矣。然则在肾独无用麻黄者乎，是亦有之。

　　金匮曰：病厉节不得屈伸疼痛，乌头汤主之；千金有治肾劳热阴囊生疮麻黄根粉方，亦有治精极五脏六腑俱损伤虚热，偏身烦疼骨中痛烦闷方，（十九卷）外台有删繁疗劳热四肢肿急少腹满痛颜色黑黄关格不通鳖甲汤（十六卷）皆有麻黄。则麻黄之于肾，盖治气闭精凝虚热内作之证矣。且过者功之对也。用麻黄而过，在肺则有厥逆，筋惕肉，在心则有叉手自冒心，心下悸，欲得按，在肾则有脐下悸。循其过而稽其功，则前所谓麻黄下能通肾气，而上能发心液为汗，及除肺家咳逆上气者，为不虚矣。

　　本经谓麻黄除寒热，仲景亦有用麻黄治寒热之方，而治寒热主剂，实为柴胡，是则柴胡所治寒热，与麻黄所治寒热，当必有别矣。伤寒论曰：太阳病，八九日如疟状，发热恶寒，热多寒少，一日二三度发，脉微而恶寒，面有热色，身痒，宜桂枝麻黄各半汤；曰服桂枝汤后，形如疟，日再发者，宜桂枝二麻黄一汤；曰太阳病，发热恶寒，热多寒少，脉微弱者，宜桂枝二越婢一汤。

夫柴胡所主之寒热曰往来寒热，休作有时则与麻黄所主之寒热一日二三度发，日再发者，有别矣。且此则曰恶寒，小柴胡证则曰外有微热，可见寒热彼此皆有休时，惟柴胡证则不恶寒，但有微热，麻黄证则无热而但恶寒，知此则两证之异昭昭然无可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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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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