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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处方贵精
处方用药，首贵于精，精者至当不易之谓。我无法具体形容什么叫做精，只能举例说明。
我治过不少心脏病人，诸如心肌缺氧，房室传导阻滞，频繁性早搏，心律不齐以及房颤等，临床如表现为心阳不振，血行欠畅而见舌质淡胖，脉微细或结代者，就常用炙甘草汤稍事加减。
药后虽有效果，但常易反复或者效果不显著，改用其他方药，亦有同样情况。
最后，就径用仲景炙甘草汤原方，一味药不更动，只因古今度量有异，在剂量上稍加斟酌，如甘草、桂枝一般各用二十克左右。
有许多心脏病人，曾屡更多医，中西药物备尝，也服过我以炙甘草汤加减之方，均无良效。
自改服仲景原方后，有不少病人症状竟得消失或基本缓解，以后仍用原方续服数月，病人主诉：过去几乎每日发病，自服该方后，竟有历数年而安然无恙者，病家方钦我技之精，而我则既惊又惭。
我研究仲景之学且数十年，而未识仲景处方“用思之精”竟到如此惊人程度！
我过去常思本方，仅辅佐药加减一、二味，而效果判若天壤，说明我对该方的组成，远来研究到家，乃浪负虚名，深感愧疚。
自秦皇士著《伤寒大白》，创江南无正伤寒之说，耳食者遂畏麻桂等方不敢用。
事实上，临床所见头痛、高热、恶寒、无汗，骨节酸痛，脉浮紧带数者极多，我径用麻黄汤原方，剂量较重，往往一剂知，二剂已。
始知秦氏《大白》之书出，而仲景竟蒙不白之冤。前人称“仲景垂妙于定方”，良非虚语。
除张机外，历代名家，各有精妙之方，用之得当，皆效如桴鼓这是因为前贤的某些方剂，其配伍组合，已经过反复实践，千锤百炼筛洗而成，我们取精而用，可提高疗效。
二、立法宜奇
用药如用兵，兵法有堂正之师，有奇诡之法。用药之道，初无二致。我平生体弱而少病，偶染小恙，亦不服药。
有一次患感冒咳嗽，连续数日，旋致咳嗽昼夜不停，彻夜不能睡眠。不得已乃自处一方，方用诃子30克，黄芩30克，龙胆草9克，甘草9克，又加乌梅、干姜、细辛三药。
服药约二个小时后，自觉泛泛欲吐，旋即呕吐痰涎及食物残渣，隔半小时又大吐一次，自觉精神困疲，未进晚餐，即卧床安息。
事出意料，这个昼夜连续不停的咳嗽，竟得一吐而全愈。是夜安睡通宵，嗣后亦无一声咳嗽，精气爽朗，工作如常。
这是用酸苦涌泄的吐法而愈外感剧咳的例子。我自用有捷效，后用治他人，亦每收奇功。此法张子和最擅长，今人多弃置不用，殊为可惜。
中医学上有遁可行滞之法，故凡气阻痰壅停饮蕴湿之病，概用通药为主，而重浊厚腻之品，列为禁药。
明代张景岳则对治疗痞满、肿胀、痰饮、泄泻等常重用熟地，为世医所呵斥，我年少时亦觉介宾之偏见。
以后临床渐多，遇上述病症在应用常法久而无效之后，乃试用景岳方，多以熟地为君，用量至少30克，某些患者，服后竞得痞胀消，泄泻止，痰饮化，胃纳香。病者获愈狂欢，我亦得手而惊喜。
此即中医学上所称的圆机活法，然非学问根柢深后兼有胆识者不敢用亦不能用。
上述两法，我过去在写论文时，曾经提及，可见奇方非偶致，多自教训由得来。张景岳独擅此奇妙之法。如按一般常规，则临阵先怯，是无法知道此中甘苦的。
三、用药在巧
古哲有言“大匠能与人规矩，不能使人巧”；临床时循法度以用药，学习较方便，至于用巧，则谈何容易！
可是自古高手，往往心灵手巧，治法能独出机而愈顽疴宿疾。
如宋杨吉老的用冰代水，朱丹溪的酒制剂，皆在前医处方上稍加更动而疾顿瘳。
《浪迹丛谈》载叶桂治邻妇难产几死，仅在前医催生方中加梧桐叶一片，产立下。后有他医效之者，天士笑曰：“吾前此用梧桐叶，以是日立秋故耳，过此何益！”。
天士此法，我初不置信，及今思之，似或符合时间生物学的巧思。
他如孙思邈处方具有“反、激、逆、从”的巧妙配伍方法。
许胤宗的治病风不语，陆严治产妇血晕，皆以药物煎汤薰蒸而起沉疴。清徐灵胎用巧法有鬼斧神功之妙。
张子和用汗吐下三法巧治众多疾病，他治一日饮水数升的消渴患者，竟用生姜自然汁饮服而其病得以缓解。
他所著的《儒门事亲》中载述的巧法不胜枚举。子和还擅用改变情志法治愈了不少难治的疾病，其构思之巧。在古代名医中最为杰出。
目前，医学心理学和行为医学，已为西方医学所重视，子和是此道的先驱者。
四、关键在博
过去程门雪先生在日，尝与我煮茶论医，均认为高明的医生，贵在审证明而用药准。
然而，人体多奥秘，肺腑不能言，正如张机所说：“经络府俞，阴阳会通玄冥幽微，变化难极。”
故虽名家处方，未必药皆中病，叶香岩属临殁前夕，对子孙乃有“医可为而不可为”的告诫。
所以，品评医生水平的高低，还得看他对每一种病所掌握的治疗方法是多还是少。
程公与我，咸有同感。孙思邈所称“医之所患患方少”者，其意正复相同。
试以治眩晕为例来说，近人多囿于“阳化内风”及“无痰不眩”之论，故平肝潜阳或化痰降逆如天麻钩藤饮、珍珠母丸、大定风珠、半夏天麻白术汤、黄连温胆汤等视为枕中鸿宝。
其实，治眩方法很多，阳亢可致眩，肝阳不升或下焦虚冷，亦可致眩。升肝阳莫如大芎辛汤，温脾肾则术附汤、真武汤皆存捷效。
肾虚致眩，除左、右归之外，无比山药丸更佳。阳虚而风寒入脑者，古方三五七散有卓效，汉防己散治风痰攻注之眩。
上热下冷者用增损黑锡丹，上盛下虚者用沉香磁石丸。郁金、滑石、川芎同用，能达木郁之眩。
柴胡实治眩良药，今人为“劫肝阴”说而废。
他如羚羊附子法、补中益气、当归补血、人参养营等汤，以及攻下、清火、温中、涌吐等法，皆治眩所不废，而目前临床应用者甚少，将何以提高疗效！
故博览群书与博采众方，实为当务之急。非博采则不能取精去粗，故“博”为深入研究中医学所必需。
上述的精、奇、攻、博四字，是密切联系的。处方之精、源于博采，奇不离正，巧生于熟，亦皆以博为基础。
我的经验教训是：要学好中医，必须继承前人的宝贵经验，精读诸家医书，又要具备敢于实践的精神，只要勤苦钻研，锲而不舍，相信临床疗效必可提高，功夫是不负有心人的。
名家教你用成方，大大提高临床疗效
中医学体系中最具特色的当属脉诊和方剂学。其中，古今名方作为历代名医的学术思想与经验的具体体现，尤其需要重视。
张仲景之所以被称为医圣，就是因为其著作为“方书之祖”，使中医的学术提升了一大步，呈现出飞跃式的发展，奠定了中医临床医学的基础。焦树德先生曾批评过临床大夫开方不能体现中医方剂学“君臣佐使”的配伍思想—“有药无方”的现象，引人深思。
对方剂的掌握程度与医生的临床疗效密切相关。如何合理运用好成方以提高临床疗效？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组织专家，在此期“铿锵中医行”，进行了热烈讨论，谨总结报告如下。
1
融合古今，兼收并蓄，旨在提高疗效
赵进喜教授：
成方是中医学术发展的高度结晶，是中医学术经验的具体体现，无论是张仲景的麻黄汤、桂枝汤、白虎汤、承气汤，还是李东垣的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吴又可的达原饮，杨栗山的升降散，王清任的血府逐瘀汤、补阳还五汤，张锡纯的建瓴汤、升陷汤等，都是祖先和疾病做斗争的精华，所以学好成方对提高临床疗效是非常有意义的。
成方的形成，体现了中医理论和长期实践经验的高度提升。为什么那么多人特别重视那一张成方，甚至作为家传方、祖传秘方，就是因为学术理论和临床经验，都要通过方剂来体现。
成方既包括经方，又包括时方，实际上也应该包括当代有名的经验方，如过敏煎、二仙汤、星蒌承气汤等。成方的形成过程，首先是临床有效，逐渐被大家认可，其后流传开来而为成方。心中无方，如画图无规矩，基于一般意义上的辨证论治，气虚用党参、黄芪，阴虚用生地、麦冬，很难取得好的疗效。
王玉光教授：
把握成方，是年轻大夫成长或提高疗效的一个关键点。古人说“读方三年，天下无病可治”，“治病三年，乃知天下无方可用”，什么意思？实际是强调成方应用与临证之难。
《千金方》《外台秘要》都是方书，理论很少，却能成就大家。古人留给我们最多的是方书，而不是理论书。《圣济总录》《鸡峰普济方》，收载上万首方药，用好不易。
这些方药是我们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藏，都是历代医家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在临床实践中抽提出来的经验，经过了数千人或数万人实践才凝集出来的，是医家理论的代表和整个经验的结晶，特别珍贵，用好了成方，疗效就能提高。
牟新主任医师：
成方包括古今名方，都体现着前辈的智慧与阴阳互根互制的辩证思维。如治疗呼吸系统疾病，肺的升和降，麻黄汤即用麻黄和杏仁，一升一降；止嗽散用桔梗、白前，一升一降，旨在恢复肺的宣发和肃降。
如体现气血关系的血府逐瘀汤，是四逆散合桃红四物汤，理气活血，气血同治，稍加桔梗、牛膝，一升一降，则气血流通起来了，可主治暓闷，情绪不好等，就是基于调和气血。好的成方，或补中有泻，或升中有降，一定是能够体现阴阳相因的辩证思维特点，对提高疗效有重要意义。
2
溯本求源，重视医理，才能用好成方
陈明教授：
成方中最有代表性的当属张仲景的经方。其实，成方也应该包括中成药，古代的丸散膏丹名方。张仲景的经方，历经千年，久传不衰，生命力很强大，就是因为经过长时间实践，临床疗效好。
中医目前存在重药不重医的问题。许多新开发的中药新药，常常是昙花一现，原因是缺乏中医理论的指导，运用成方，离不开《内经》《伤寒论》这些经典著作的理论指导。
王玉光教授：
药和方有别，并非开一堆药就是方。以经方为例：厚朴三物汤、小承气汤、厚朴大黄汤，药物组成一样，方名不一样，君药不一样，主治证不一样。厚朴三物汤中厚朴和大黄比例是8:4，小承气汤中厚朴和大黄比例是4:2。
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4四种途径
两个方中厚朴、枳实、大黄，一个是8:5:4，一个是2:3:4，厚朴大黄汤中厚朴的剂量是一尺，主治截然不同。厚朴大黄汤主治支饮胸满者，厚朴三物汤主治痛而闭者，小承气汤主治阳明腑实证腹满、大便不通等，三者作用靶点不同，其中具有很深的理论内涵，所以一定要理论结合实践，深入思考。
“痛而闭”，实际上是肠梗阻;“支饮胸满”，应该是呼吸系统的疾病。学习经方，有助于我们理解经典理法与中医理论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
牟新主任医师：
疾病谱的改变，环境、气候、饮食因素，现在人体质的变化，决定了不可能用现成的成方解决所有临床问题，这就更要求我们能够溯本求源，在理论上下功夫。如消渴病，教科书说其病机为阴虚燥热，然后气阴两虚。
按这个思路来治疗有时疗效不佳；而按胃肠结热、脾胃湿热用大黄黄连泻心汤、葛根芩连汤等反而有效。只有中医的理论突破了，才能提高临床疗效。如果清代没有温病学派的兴起，温热病的治疗就无从发展。面对时代的变化，需要与时俱进，选方用药，也要与时俱进。
3
把握主证，谨守病机，适应现代临床
赵进喜教授：
方剂从另一个角度可分为两类：一类是适合抓主证、辨方证，比如大部分经方以及后世金元四大家和清代温病学家的一些方比较适合于辨方证，如三仁汤、达原饮、升降散、补中益气汤、升阳益胃汤、少腹逐瘀汤、血府逐瘀汤之类。
还有一类是适合按现在中医理论体系辨证论治的方剂比如四物汤、四君子汤、六味地黄丸、二陈汤等，或养血，或补气，或滋阴，或化痰，即所谓“理法方药、环环相扣”。
曾有人提出“证治方元”即属于这一类。辨证为气虚，即用党参、白术、黄芪，血虚就开当归、芍药、阿胶，虽然为现代医家常用，也能说有一定疗效，但难取得最好的疗效，有药无方不可取。
抓主证、辨方证，对于用好成方很重要。临床一贯重视在辨体质、辨病的基础上辨方证，反对堆药。临床应用成方，一定要把辨方证放到一个最中心的位置，在辨方证的基础上再根据体质、病、症状、指标等加减用药，以实践“有方有药”的临床思维过程。
曾治一慢性肾衰尿毒症合并心衰病人，心烦、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用西药心衰也不能纠正，辨证气虚、阴虚、阳虚、心肝脾肺肾五脏都虚，气滞、血瘀、水湿、浊毒都有。
只是在一般意义的辨证论治的基础上用药，从益气、养血、养阴、利水、泻浊、解毒这样的角度开一首近二十味药的大方，也难以取效。
但考虑符合“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黄连汤证特点，应用黄连汤加熟大黄、葶苈子等，病人服药后即自觉腹中温暖，当天腹泻减到三四次了，心衰很快得到纠正，这即体现了抓主证的重要性。
当然，强调应用成方，并不是说一首成方就能解决临床所有问题。因为许多疑难杂症、急危重症病情复杂，常需要加加减减，甚至几首方合用。早年曾读《祝选施今墨医案》《施今墨临床经验集》这些书，似觉不如刘渡舟教授的桂枝汤、小柴胡汤加一两味药，简单明快。
临床阅历日久，方见施今墨先生之方，觉得非常过瘾，但施今墨先生的医案都是好几味药，当时觉得有点乱，但是随着阅历既久，方知施今墨先生之高明。
施氏之方，药味虽多，实杂而不乱，方中有方、方中套方，自有规矩存焉，用治复杂病证，尤其有效，所以不能把用成方跟灵活加减、合方对立起来，强调用成方，但是该加减就加减，经方与后世方甚至经验方，都可以共冶一炉。
另外，运用成方，还应该重视把握病机。
刘渡舟教授曾经用大青龙汤治疗一例妇女受寒后上肢肿痛，刘老根据舌质红绛、舌苔水滑的临床表现，认为病机是饮闭其热，《金匮要略》上讲“病溢饮者，当发其汗，大青龙汤主之，小青龙汤亦主之”，这个就是大青龙汤证，外边有寒饮，里边有化热之势，所以舌质红绛，舌苔水滑，是溢饮证，所以投大青龙汤，让温服取汗，服后一汗而解。
抓住病机，常可出奇制胜。相反，鲁迅先生年轻时曾评价“《验方新编》，用尽验方都不验”，盖因其未能抓住病机。其后先生曾用乌鸡白凤丸治愈许广平的崩漏，于是就开始信任中医，多次向朋友推荐。
验方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不是方不好，关键是要把握其适应证，把握其隐藏在方剂背后的病机。说中医不能重复，非也。成方疗效不能重复，往往是因为未能真正把握其精髓。
王玉光教授：
专病专方，应该重视。比如裘沛然教授《壶天散墨》曾说，原以为《千金》里边很多方药杂乱，但到晚年，遇到难治病，常用《千金》方而获奇效。古之名方，历经千锤百炼，或适合复杂病机。
提高中医临床疗效的4四种途径
用不好只不过是我们不认识而已。宋孝志先生从小就背《千金》《外台》，周平安教授常见其随手拈来，而获奇效。周平安先生常用的芪银三两三就是跟宋老学的，而且主治的病症已经扩大了几十种。其实就是一个民间验方，叫疮疡三两三，验方也能够起神效。
杜宏波副主任医师：
学好成方最重要的是要把握成方后面的病机。成方相对而言是比较死的，但方子后面的病机是客观存在的，掌握了这个病机之后，选方用药就能取得很好的疗效。中医的理论高深，但临床疗效是检验理论的标准。
抓主症，抓病机，对应用成方有指导意义，但如何在当今西药抗酸药如H2受体阻滞剂、质子泵抑制剂广泛应用的情况下，做好中西医结合，或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西药，也是很有研究意义的。
相信未来，一定会有一些新理论出现，可能也会不断有一些经典方药出现，时方、经验方，慢慢也就变成成方，因此，应该重视成方背后的病机，重视组方的规律。
学好成方最重要的是要把握成方后面对应的病机，这个病机才是成方的灵魂。成方是一种完美示范，如果学成方只会机械记忆成方的药物组成以及计量，就把成方学死了。
学成方重要的是理解和掌握成方用药的规律与建方思路，方子后边对应的病机与疾病特点，有时还要了解建方人学术背景与时代特征，只有真正学到了成方后边的这些内容才能把方子学透和用活。
临床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很少有疾病是按照成方的模子去长的，所以你看很多经方大家的方子总有点似曾相识又有些许不同的感觉。学习和使用成方，可能要经历原方照搬，成方化裁再到守其意趣而自由遣药成方的阶段。
此外对成方这个概念也要有一个动态的发展的观点。由于行医环境的变化，昨日的成方可能会在新的时代中渐渐被淘汰，而今日的时方也可能会在几代人的锤炼中变成经典的成方。
这种演变，其实也是成方背后代表的病机以及理论的演变。中医的理论发展既是保守的也是开放的，只要是临床真正有效的方法，终究会被纳入中医的理论体系。掌握这些理论，抓住对应病机才能真正掌握对应的成方。
例如，在胃病治疗领域很多时候要处理烧心这一证候，很多成方中使用煅瓦楞、乌贼骨等药材，也有经典成方左金丸，还有各种清肝泻热的治法。在高效抗酸药物(如H2受体阻滞，PPI制剂)大行其道的今天，我们该如何继承和使用这些成方？
我们是否能把这些抗酸药物纳入我们的治疗体系中？做好中西医在理论层面的结合工作，或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应用西药，发展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成方也是很有意义的事情。相信未来，一定会有新理论不断出现，肯定也会有新的时方、经验方，慢慢变成成方。
总之，学习成方最重要的就是学习成方背后的病机，只有掌握了成方背后的病机，才能避免学死方，才能真正活用方。
4
熟读经典、多参明师，学习应用成方
陈明教授：
中医成才，学习经典是基础。运用成方，也需要中医理论的指导。比如《内经》讲一日阴阳升降的规律：“平旦至日中，天之阳，阳中之阳也。日中至黄昏，天之阳，阳中之阴也。合夜至鸡鸣，天之阴，阴中之阴也。
鸡鸣至平旦，天之阴，阴中之阳也。”如何应用？实际上在这一天的阴阳升降过程中，有几个重要时间点—阴阳交接点，如果没有交接好，就会出现阴阳失衡的一些病。
临床上常有休作有时的病，发作有固定的时间点，就可能这个时间点就是阴阳失调导致的，岳美中先生曾治午时发作性昏迷，用小柴胡汤而得奇效，很多临床上一日或是四季之中的发作性疾病都可用此思路进行治疗。
再如《内经·生气通天论》论“凡阴阳之要，阳密乃固”，维持阴阳的平衡，阳气的固密很重要。《伤寒论》“太阳病发汗遂漏不止”，用桂枝汤加附子，不加沙参、麦冬，就是要用阳去固阴。
如何扎实掌握中医理论？最低要求：《黄帝内经》能背一半，《伤寒论》更不用说，第二步就是理解它，第三步最重要，就是应用到临床中。跟师学习，不能仅学其几个方子，更重要的是学习思路，包括辨证的思路，选方用药的思路。
有说印会河先生就是抓主证，实际上抓主证是选方切入点，难的还是在辨证。刘渡舟老先生曾说过：但凡很复杂的疾病出现的时候，往往是表现为症状的不稳定性及广泛性，就像《伤寒论》中的或然症一样。辨证是用好成方的基础。
目前，中医存在一些误区：一是重病不重证，辨证论治的过程，功夫下的还不够，总是自然不自然地受到西医检查、西医病名的影响，忽视了辨证，开方用药就失去了章法。
如一见萎缩性胃炎就说阴虚，想当然应用石斛、木瓜、乌梅，不辨证，不把中医的思维拿出来，就不能把中医的特色显现出来；另一个问题是重方不重法。不问君臣佐使，动则几十味药，很不可取。
而经方就很精当，桂枝汤调和营卫，桂枝是助卫的，芍药是养营的，对仗着，而且是1:1的比例，主药确定以后，用佐药，辅佐主药，桂枝佐生姜，芍药佐大枣，一类辛温，一类酸甘，对仗得很工整，然后又加甘草与桂枝、生姜，辛甘化阳，与芍药酸甘化阴。
一张桂枝汤，五味药，至少可以组合成6对，桂枝芍药一对，生姜大枣一对，桂枝生姜一对，芍药大枣一对，桂枝生姜甘草，芍药大枣甘草，6对药物，平衡中正之绝妙配伍。后世说经方不宜加减，有道理，当然这话有绝对之处。《伤寒论》经方可以说是久经考验，而且是越锤炼越好。
王玉光教授：
学习应用成方，要重视读古人的书，读古人的方书。而要用好成方，把握用方指征很关键。所谓的主证、主脉，就是你如何通过古人所描述的方药的主要的症状以及其加减，把握方药的用药指征。这个用药指征怎么把握？
这需要长期的思考和积累，必须在具备中医理论和深厚底蕴的情况下，才能够去探骊得珠，否则难有那个能力。成方没有不好的，关键在能不能去把握它的主治，把握其用方指征。
其次，跟老师学习，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途径。我们的每一个名老中医，都有传承古人经验尤其是名方的独特办法。李发枝教授日常喜读方书，常为病求方，如根据狐惑病“目赤如鸠眼”，用甘草泻心汤治疗有巩膜炎、口腔溃疡的风湿病，用当通神。
如何去认识古方描述的症状背后的实用价值和理论价值?大家尚需下功夫，需要用心体验，带着临床难题去学习、去思考。
如清燥汤和清暑益气汤只差3味药，但主治证截然不同，《脾胃论》的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补中益气汤、黄芪人参汤、升阳益胃汤、益气聪明汤，将近有三十多首方所谓补气升阳，药物组成几乎也类似。
但主治证截然不同，为什么方药基本相同而主治证有那么大的差别呢，就是他的理论体系，就是他的医理和他自己的理论以及制方的特点，如果不理解东垣的一个是气火理论，一个是升降理论，那么东垣的方子你只会用两三首或四五首，但是如果懂得他的气火理论和升降理论，那么他的所有方子就可以随手拈来。
把握和运用他的方，就要回到那个时代去认识他的理论，他的理论和仲景理论是截然不同的，他的临床思维过程、他的理论体系也跟仲景不一样，你如果不懂东垣的体系就无法把握他的方药。
所以我们既要认真学习经方，又要学习后世各家的理论，只有掌握其理论和所有背后有关的知识，才会从古人丰富的宝藏中，来获取无穷无尽的东西，提高临床疗效。
赵进喜教授：
学习成方，光背背方歌不行，还得去看原书，领会原创者为什么立这个方，尤其是要领会“用方指征”，还有就是用法、用量、加减法等。曾用柴胡达原饮加减治疗小儿舌苔厚如积粉的乙型脑炎，三剂热退，未遗留任何后遗症。
学中医是苦功夫，投机取巧学不好中医。方剂学习，建议重视在“祖方”的基础上学“类方”。“祖方”是方剂中的最基本的主方，如四物汤、四君子汤、四逆散、二陈汤、六味地黄丸等，这些“祖方”加加减减，就会派生出一系列成方。
桂枝汤、麻黄汤、柴胡汤都有大量的加减方，温胆汤、涤痰汤、导痰汤、清金化痰汤甚至半夏白术天麻汤，都可以理解成二陈汤的变方，柴胡疏肝散、逍遥丸等顺气的方药都是从四逆散基础上变化来的，桃红四物汤、八珍汤、十全大补汤、泰山磐石散、胶艾汤，都可以理解成四物汤加减方。
所以学好“祖方”，再学类方，有利于把握“用方指征”，加减方法比背方歌要有临床意义。另一个方面，每一个成方，都有“方眼”，不一定是最主要的，但却是最核心，最有特色，比如苏子降气汤里的沉香、肉桂，银翘散中的荆芥、豆豉，归脾汤中的木香等，“方眼”往往是这个方最精髓的地方。
杨承芝主任医师：
分享两点学习成方的心得：一是跟名师，善思考，多请教。曾跟随周平安教授出诊，周老应用芪银三两三方加味治疗多种疾病，可谓出神入化，效如桴鼓，遂请教该方是否可以用来治疗脑病，如当今疑难病之一痴呆，多数医家认为肾虚髓减、痰瘀痹阻脑络为其基本病机，治疗上重视补肾和活血化痰。
周老认为应在辨证基础上重视气血。仔细思考，芪银三两三方就是从气血立法的方子，在临证时尝试将芪银三两三揉在痴呆的方里，效果不错，随后开展了该方治疗痴呆的实验研究。
其二，学习成方应用，应注意下苦功夫从方剂的源头去找理论的支持，就是要多读经典。有理论指导的成方，才是有疗效的好方。
如张锡纯的升陷汤，只有理解了大气理论和大气下陷机理，才能灵活应用，后世医家广泛将其应用于心肺脾胃疾病的治疗，周老曾用升陷汤治疗一例西医无良法治疗的“逼尿肌无力”患者，疗效极好，受到极大启发。所以跟师学习和熟读经典是学习成方、用好成方、提高临床疗效的捷径。
刘宁博士：
刘景源教授曾整理《太平惠民和剂局方》，是宋代官修方书，其中“煮散”剂量小，携带方便，能避免中药浪费，自然非常经济，真所谓“简便验廉”，值得学习。其实学习成方，煎服法也很重要。
如银翘散，有效成分含有挥发油，煎煮时间过长影响疗效。
吴鞠通《温病条辨》里的煎服方法就是按着《局方》“煮散”的方法，少量频服，银翘散里边一共加起来才五两六钱，每次只服六钱(18g)，而且它是少量频服保证血药浓度，要求重病者，昼三服夜一服，白天喝三次晚上喝一次，一般的风热感冒也就是一天到两天也就是四服到六服也就退热了，我觉得这是非常可取的。
赵进喜教授：
煮散是非常可取的地方，节省药材确实非常重要。用成方，不但要方和药要用到，煎服法也非常重要，像半夏泻心汤、小柴胡汤的去滓再煎，抵挡丸的煮散、不可余药。
因为抵挡丸连着水蛭、虻虫、大黄、桃仁一块儿煮散，然后又全部喝进去，所以它效果是最好的。宋朝科学技术和文化发明，对中医有很多创造性的贡献，现在大锅煎药，跟煮散相比，肯定是浪费药材。煎服法非常重要，应该是比小包装更有意义的一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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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方剂学是中医药学科体系中最有特色的学科，千百年来古人为我们留下来大量的成方，如何合理地应用这些成方来提高临床疗效是每一个中医人都需要思考的问题。总的说，我们需要在熟读经典、博览群方的基础上，充分领会成方的“用方指征”，用中医理论指导，抓主症、守病机，才能用好成方。
熟读经典，多参明师，勤于思考，才能学习好成方应用技巧，提高个人临床选方用药能力。只有全面继承，充分学习，在临床工作中多应用，才能促进方剂学传承中发展，以使先贤理论与实践结晶所得的成方更好地服务于现代中医临床。
1.思路专一
力避西医观点的影响
中医与西医，其理论体系各异，在目前情况下，还不能融会贯通。因此，对疾病的分析认识，只能各循其道。
中医辨证要使之能顺利进行和避免错误的发生，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对四诊资料的采取与分析，做到思路专一，要遵循中医理论体系，而力避西医观点的影响。如不要因高血压便产生肝阳上亢的先入为主之见，不要因测温正常，便抛弃五心烦热的阳性资料不顾;不要因肝可触及，便贸然做出“癥积”的诊断;不要不管什么炎症，脑里总是从“热毒”方面去考虑等。
否则，往往会导致辨证的困难，或错误的产生。有人把“高血压病史”和“血压偏低”分别作为中风后遗症肝阳上亢型和心肾阳虚型的定型依据之一，按此推理，血压偏低和血压较高者就分别不可能有肝阳上亢和心肾阳虚的存在，事实上并非如此。
有人亦指出影响中医临床思维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在没有长期的、大量的中医实践中形成正确的固定思路情况下，从教育心理角度讲，西医对中医临床思维的负迁移，也是其中的一个原因，负迁移作用表现为：①中医的概念被偷换;②中医诊断注意的范围被局限;③中医的技术被干扰;④中医的临床思路被阻断;⑤中医的论治被简化等;值得我们临床注意。
2.开拓思维，注意一般资料
思考不局限于专科
（1）注意一般资料
一般资料通常包含性别、年龄、职业、季节、气候、地理环境等，其记录并非流于形式，实与临床辨证有密切的关系，必须给予应有的注意。
如在性别上，由于男女生理的差异，必然带来机体病变时的临床差异，通常认为男主气虚，女多血病、又易气郁。仲景《金匮要略》“妇人杂病”所立14方中，具有活血化瘀之血分方就占一半之多。临床所见气虚头痛以男性居多，而血虚头痛则以女性为主。
《名医类案》中有医案“中年妇人久病头痛，此属血虚也”。诚然，单凭性别判证似嫌亏欠，但临床辨证却必须考虑男女之差异性。西医学亦肯定男女在疾病方面的某些差异性，如红斑狼疮多见于女性，肝硬化则以男性居多。
妇科病，顾名思义，只能以女性所独有，而男性亦有其专有疾病。年龄的不同，临床亦有很大的差异。儿童脏腑娇嫩，形气未充，稚阴稚阳之体，易寒易热，易虚易实，变化迅速。壮年多实，老年则多虚。近年对老年医学的研究表明老年人免疫功能低下、内分泌功能减退，各个脏器功能衰弱等，都说明与中医谓老年多虚证相一致。
春夏秋冬不同的季节气候，东南西北不同的地理环境，以及职业等的不同，产生着各自的多发病和不同的病变性质。所有这些因素，在辨证时都必须给予应有的注意，甚至对某些病证来说，或者对一些病证在其他四诊资料的辨证依据不足时，这些资料便成为辨证的主要依据。
（2）辨证分析，不要局限于专科。
只按专科辨证，也常是使辨证困难的原因之一。现在是分科门诊与分科住院，并且分科将越来越细。但由于种种原因，不可能所有病者都能按科就诊，或者同一病者而同时患有多科疾病，若对此注意不够，以致采集病史四诊资料欠全，在辨证分析时又未加考虑，便会使辨证发生困难和错误。
如某医院公开的一个典型示范病历，按病历的西医部分介绍，诊断为腘窝脓疡合并败血症，执笔者在“内科”言“内”，完全撇开他科，将这一病例辨证为“伏暑温病、邪犯营血”，其实病人高热、神识障碍、出现黄疸，局部见脓疡，旧灶未愈，完全可下外科病——“疔疮走黄”之类的诊断。
由于思维局限于内科，所以该文笔者辨证便发生困难，竟鉴于“中西结合”，把发生在夏天的腘窝部感染病灶当作暑邪入伏，像是对伏气温病有所发挥了，但是，这种理论在目前难以为中医同道所接受。
3.排除干扰
注意非原病因素的影响
非原病因素，往往影响四诊资料的真实性，出现某些伪象。要特别注意排除生活因素与药物等对四诊资料的干扰。
生活因素如进食有色素的食品，能使舌苔染色;吃醋后喝茶，可见黑苔;长期抽烟或饮用浓茶，可见黄苔;餐后或喝热水后，可使舌质偏红;晚间吃甜品，凌晨可觉口苦;老人睡眠张口，醒后亦常感口干;大量进食蔬菜或肉类，可见尿浊如米泔等。
病人就诊前应用过药物，亦往往改变疾病的本象。中药几乎都会影响粪便或小便的颜色，如服用大黄、栀子，可使尿色变黄。部分西药则更明显，如口服复合维生素B，必然出现小便黄;用过退热剂，可表现肌肤润湿或汗多，甚至出现低温肢凉;使用阿托品，能出现口干，脉数，或面色潮红，亦可使寒性腹痛表现为热病。如此等等，皆非原病之本色，为非原病因素对四诊资料的干扰，在辨证分析时务必加以注意。
4.重视病程
掌握“久病属虚”和“久病致瘀”
（1）久病属虚。
“邪之所凑，其气必虚”，疾病缠绵不愈，表明正不能胜邪，故中医学向来强调久病属虚。有资料显示，一般杂病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脾虚证者达87.9%，用补中益气汤就能治疗30种病证。高血压由肝阳上亢——阴虚阳亢——阴阳两虚的证型转变，亦表明是个由实转虚的过程。一些资料亦表明，许多慢性疾病均有免疫功能的低下，即使是实证明显的癌病，亦属如此。
所以近年用扶正固本法为主治疗癌病，日益受到重视，如上海龙华医院用扶正法治疗原发性肺鳞状上皮癌，北京广安门医院用健脾益肾法对晚期胃癌术后治疗，对延长生存期、改善症状、提高免疫功能等均取得一定成绩，因而从扶正治疗印证了久病属虚。华山医院在100例输尿管结石合并肾积水的病例中，发现有阳虚证者59例，而无特殊见证者竟达40例之多，对无特殊见证的病例，同样按温阳利水法给药，结果亦同样取得疗效，这些都可作为久病属虚的佐证。
（2）久病致瘀。
《黄帝内经》云：“病久入深，营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首为久病成瘀立论。及后叶天士外感温病的卫气营血学说和杂病的“初为气结在络，久则血伤入络”，均为久病成瘀理论所引申。病久则正虚，只因气血亏虚，运行不利，血瘀自成，张仲景就是虚劳致瘀的首创者，创订大黄蛰虫丸以治五劳虚极，内有干血。
另外，邪实也能致瘀，内外各种病邪，只要在体内滞留较久，则窍、脉、管道将为之阻塞而成瘀。由此可见，不论虚实或外感内伤杂病，只要病程一久，便有血瘀可能。
叶天士在医案中就以“久病已入血络”，以病程作为辨瘀血的依据。许多慢性疾病，包括呼吸、循环、消化等各系统，以及内外妇儿各科的多种慢性疾病，均常有血瘀之见证，并通过微循环、血流动力学、血液流变学等得到证实，并运用活血化瘀药得到改善，这都可作为血瘀存在的佐证。
久病属虚和久病致瘀论，在指导临床实际工作的重要意义，主要在于对病程较长，或宿疾新发，在虚证或瘀证的见证缺少，甚至并无外表见证之情况下，或采用他法而不见效之时，在辨证施治时就要考虑有虚或瘀的可能，从而给予相应的治疗。
5.结合实践
考虑病人耐受与诊前用药效应
临床辨证，必须了解病者的素质，包括对饮食与药物的耐受与反应。
中医向来重视内因在疾病过程中的主导作用。不同的病邪能引起机体不同的反应，但病变的反应很大程度上则取决于机体的素质(内因)。同受外邪侵袭，有的生病，有的健康如常，就是机体素质不同的缘故。人们平素对药物与食物的耐受和反应亦有所差异，有人喜爱辛辣，有人则不受温补，有临老也日饮凉茶，有壮年便畏生冷，有人日进参茸，有人虚不受补，这都是病者亲身实践的反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因而是辨别寒热虚实最客观、最确实的根据。病者诊前对服用过中药的反应情况更是如此。我们必须掌握或了解，这对帮助辨证的意义是重大的。有如《张石顽医话》一案说：“老僧伯庵心悸善恐，遍服补养心血之药不应，乃求治于石顽，遂以导痰汤，稍加参、桂通其阳气，数服而悸恐悉除”。张氏之所以投导痰汤加味，其原因之一就是参考前医“遍服补养心血之药不应”之经验。
叶天士对“肝气”的辨证与治疗亦极重视用药的反应，以“疏肝理气之药不效”而推断其“此系营气痹塞，脉络瘀阻”，从而定出“治宜荣通血浆……所谓治经不愈，当治其络”的治法，对“肝气胀甚”以“疏之不应或更甚”，从而再立“柔肝之法”，这都是根据前药的反应来辨证立法的。辨证必须结合实践，并以实践为准绳，才不致耽误病情。
6.全面分析，综合测断
在分析四诊资料时，要解决正确对待四诊资料的问题。必须明白：
①任何一项四诊资料的所主所属，都是相对的，仅表示其倾向性，而不是绝对的。
②有些四诊资料所主所属是多项的而非单一的。
③有些传统主张，不一定与临床相吻合，尚待商榷。如舌象，仲景时代对舌象是不很重视的，直至温病学说兴起，舌象才在四诊中占有重要位置，这当然是个进步，但临床医家都明白，舌象在温病中的确有较大意义，而在杂病中，则意义便少得多了。
前贤陆定圃更大胆提出：“淡白苔亦有热证，黄厚苔亦有寒证，舌绛无苔亦有痰证，当以脉证便溺参看”，临床亦确实如此。在脉象方面就更为复杂，浮沉定表里，迟数分寒热，都不能一概而论，往往有相反的结果。其他四诊资料如痰色黄白分寒热，痢疾赤白分寒热，自汗盗汗分阴阳等，都不能绝对化。
总结
所以临床辨证时，对具体病例中的四诊资料，必须全面地综合分析，既不可把那些阳性四诊资料绝对化，思想上被框框所束缚，又不可单凭一两个四诊所见，便轻率做判断，否则辨证就会遭受困难，感到资料间矛盾重重，无法统一，甚至做出错误的诊断。